莲花谈（三）：“男女平等”是最大的不公

于此相反的是中共国，“男女平等”只是把女人当男人使用的借口，从来没有对女性有过真正的尊重和保护。在中共国，所有的用人单位都不愿意招聘已婚未育的女性，理由是女人生孩子休产假太麻烦。女人有了孩子，重心就放在孩子和家庭上，也会影响工作。这是赤裸裸的职场霸凌和性别歧视，不幸的是，在中共国已经成为常态。

笔者在已婚未育时被一家企业录用，录用时要求三年之内不能要小孩。当时已经二十七岁的我没有遵循，在两年后怀孕。休完产假回到公司，第一天上班就被告知调离原岗位，另行安排工作。另一位女同事，为保住岗位，生完孩子三个月就回来工作，孩子送到三百多公里以外的父母家。

即使女性占优势的学校也不例外，一位朋友在重点高中做老师，这个学校以素质教育闻名，培养过许多有影响力的人物。但就是在这样的学校，当她怀孕时，女政教主任竟然当着她的面说：就不愿意招女老师，女的事太多。气得这位朋友当场回怼：你不是女人吗？

最可悲的是，在职场对女性霸凌最厉害的往往来自女性本身，因为职场可以提供给女性的资源太少了。控制资源制造不公平挑动群众斗群众，是中共驭民的“法宝”。这个“法宝”在一线城市和二三线城市用过；在边疆汉族和少数民族关系中用过。

“疲民”疲的是弱者，辱民辱的也是弱者，生理属性处于劣势的女性，在中国这个男权社会，首当其冲成为被侮辱被践踏的对象。

然而上下五千年，尽管出现“缠小脚”、“贞节牌坊”这样摧残女性的恶习，但还没有剥夺女性最基本的权利，即生育的权利。到了中共这一朝，女人连这点权利也没有了。

中共的生育政策是对女性极大的侮辱和摧残，给多少女性造成生理和心理上一生都无法痊愈的伤痛。笔者有一位同事，她的母亲生有一种怪病——无法出汗，即使三伏天也浑身发冷，必须穿皮背心，非常痛苦。

这位母亲原本是公立学校的老师，怀她的时候赶上计划生育，由于已经有了一个男孩，学校要求母亲流产，否则开除公职。但这位母亲宁可被开除，也要生下她。女儿的性命保住了，但母亲却从此失去工作。父亲一个人完全养活不了一家四口，所以她母亲在生产完就为生计而疲于奔命，留下了病根。

计划生育的祸患以及敲骨吸髓式的统治，让中国人口大幅下降，再也无法满足盗国贼们的需求，于是它们开始要求中国人多生孩子。三胎政策放开后，甚至出现奖励高中生怀孕的荒唐事情。中国共产党从来没有把女人当人看，在它们眼里，女人就是猪圈里随时准备配种下崽的母猪。

由此可见，中共的“男女平等”，绝不是赋予女性和男性同等权利，更不是保护女性，而是漠视女性特征，强迫女性在承担自身属性的责任之外，还要额外承担男性的责任，是双重压榨。

著名经济学家哈耶克说，平等待人和试图使他人平等，两者之间的差别总是有的。前者是一个自由社会的前提条件，而后者意味着一种新的奴役。

中共用“男女平等”这个充满道德感的表述，掩盖了其中反人性的本质。所以道德需要警惕，因为它往往是邪恶的外衣。

事实上，宇宙从来没有绝对的“平等”，万物各有其特征和生存之道，“平等”不是“天赋人权”，但自由是。“平等”来自人为定义，只要是人的定义必然带有偏见和目的。

绝对的平等就是绝对的不公，是借“平等”剥夺个体的自由。哲学家卡尔波普尔说，自由比平等更重要，因为实现平等的企图危害到自由。如果失去了自由，即使在最不自由的人中间也不会有平等。

关于“男女平等”，日本社会学家上野千鹤子有一段非常到位的阐述，她说：男女同权，不是让女人变的与男人一样，也不是让弱者变成强者。“男女同权”追求的是，弱者能以弱者的姿态得到尊重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