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何逃脱中共营造的“囚徒困境”

消息一传出，在石家庄本地却貌似没有泛起任何涟漪，学校、幼儿园孩子的家长清一色开始“排队请假”，大街上一片肃杀之色，少有车辆和人员出行。

对此，境外媒体和自媒体人普遍解读为，经过三年多中共的洗脑，墙内百姓对新冠病毒普遍存在恐慌的情绪，无法理性对待病毒对身体的侵害已经非常微弱的事实。

然而，没过多久，网上又传出一些博文显示，学生和孩子“拒绝返校”可能是出于校方的统一安排，想要送孩子上学的家长先是被家长委员会“劝退”，随后班主任直接打电话沟通，劝家长配合学校“演戏”。

虽然上述博文的真实性无法判断，但根据笔者对墙内各地企业防疫措施的了解，这种情况很有可能是真实的。地方政府以“防疫主体责任”的理由强行要求企业、学校等实体去完成“清零”的任务，而在疫情遍布的情况下，这些实体只能主动停工、停产、停课，去杜绝经营范围内人员感染病毒的可能性。

事实上，在多数国家都已逐步取消新冠疫情紧急应对机制的背景下，除了一些只听“党”话的老人，墙内的人们对新冠病毒本身已经基本不再恐惧；他们恐惧的是，一旦接触“阳性”人群，之后引发的封控、隔离，以及带来的缺食少药、入室消毒等一系列麻烦和痛苦。“两害相权取其轻”，自我隔离在家起码相对安全和自由。

境外媒体的误读，说白了是一种“幸存者偏差”。这就跟很多外国人误以为中国人都是“粉红”是一个道理，当传出去只有一种声音，人们就会以为这就是事实，但现实并不一定如此。

而墙内人们的做法，可以用经济学理论来解释。经济学分支“博弈论”有个著名的模型——“囚徒困境”（prisoner’s dilemma），这里做一个简单的描述：两个嫌疑犯，在被审判时分别面临两种不同的选择，认罪或者不认罪。如果两人都认罪，那么都正常判刑；如果两人都不认罪，由于证据不足就都被轻判；如果一人认罪另一人不认罪，则认罪之人当庭释放，不认罪之人被重判。最终结果，两人为了自己的利益，都会选择认罪，这个结果，被称作“纳什均衡点”（Nash equilibrium）。最终的结果对于两人的利益而言显然都不是最优解，但遗憾的是，上面的模型随着“嫌疑犯”的增加，所得的结果将无限趋近于这个“纳什均衡点”。

那么，是否真的无法逃离这个“囚徒困境”呢？从博弈论中我们可以找到解题答案，那就是“共谋”。当模型中的嫌疑犯达成共识死不认罪，则就可以达成系统的最优解，也就是所有人被轻判的结果。

要脱离“囚徒困境”，所必须拥有的必要条件就是信任彼此，共同进退。北京“四通桥孤勇者”的勇气固然值得钦佩，但白白牺牲的做法实在不可取。墙内“觉醒者”的最佳选择就是冷静下来，与外界保持沟通，充分掌握当下的信息，保护好自己和家人，在安全的条件下传播真相。在时机成熟时，一起行动，推翻中共这个始作俑者。而这，就是我们加入“新中国联邦”的重要意义所在。